□ 符姝昕
当前，深化共同缔造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正在成势见效，以职业农民、退伍军人、退休干部等为主体的新乡贤崭露头角，逐步成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
士大夫居乡者为绅。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，作为自上而下的皇权治理的补充，以乡贤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绅治，在古代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历史上，乡贤在封建社会治理中作用独特。封建社会碍于信息技术与交通方式的落后，以及以宗法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，中央政权无法对基层社会实行直接治理，正所谓“皇权不下县”。而另一方面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没有因为“皇权不下县”而分崩离析，反而呈现出持久的稳定性与强大的生命力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乡贤这一群体对广袤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。从西周乡遂制度的建立，到西汉的三老制，再到中国第一个村民自治制度《吕氏乡约》的诞生，以乡贤为代表的“绅治”，千年以来承担着管理乡村、教化村民、上情下达、协和乡里的重要职责。可以说，皇权＋绅权的“双轨政治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治理格局的最大特点之一，乡贤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乡贤在时代变革大潮中悄然隐退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国家权力对乡村地区实行直接管理，国家总揽一切事务，基层干部可以通过生产资料的分配和生产结果的考核（工分分配）这一抓手，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，以乡贤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。然而，伴随着改革开放深入，社会转型、政府职能转换、市场经济浪潮不断冲击，在一些农村地区面临着诸如“人才空心化、边缘化”、基层自治制度缺失、乡村文化断裂、道德秩序坍塌等一系列困境。而乡贤，以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与强大的历史惯性赋予的社会威望，让其在重构村民共识、重建村民自治、重兴乡村文化上有着巨大优势。乡贤的缺位，无疑会增加政府的治理成本，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效。
乡贤在基层治理需求中呼之欲出。因此，如何重塑乡贤，用好乡贤这一抓手，既是时代风口，亦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。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，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乡贤的诞生条件已趋于成熟。一是深厚的文化基础。儒家传统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目标追求，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的价值追求，以及君子济世安民的抱负，在浓厚的桑梓情怀的加持下，内化为“出则为仕，退则为绅”的路径选择。二是雄厚的社会基础。近年来，乡村自治制度不断完善，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参政空间、参与渠道与合法性。此外，新乡贤培育的社会空间巨大。单以鹤峰县为例，2022年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有4201人，总量几乎接近在职在编的5498人。本土创业的市场主体有13910户，文联8个协会成员有400余人活跃在各个阶层。这为新乡贤的培育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。
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固化成制。建立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长效机制，需要从制度与文化两个方面共同发力。
从制度层面来看，各地政府要积极打造沟通交流平台，最大限度地拓宽和增加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与机会。探索建立“村‘两委’ 乡贤理事会”的治理模式，形成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，民主协商（议事）组织为补充，乡贤引领、村民参与的乡村治理新机制，提升基层干部结构的专业化、多样化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。此外，各地政府还需多渠道多方位争取政策倾斜，积极出台各类回乡创业礼遇政策，确保乡贤“想回来”“回得来”“留得住”“干得好”。
从文化层面来看，要向内深挖本土乡贤事迹，并通过如乡贤馆展示，通俗读物、乡村民曲传颂等形式，让乡贤的嘉言懿行转化为精神动力与实际行动。在此基础上，根据实际贡献给予如颁发牌匾、上报上墙、馆藏展示等荣誉认可，让乡贤事迹供人敬仰，以此激发乡贤回报故土的积极性。
（作者单位：州委党校）